原告班文海，农民。
原告王阿收，农民。
原告班文坤，农民。
原告班阿朋，农民。
原告甘阿古，农民。
原告班余军，农民。
原告甘明记，农民。
原告韦盛本，农民。
原告岑卜龙，农民。
诉讼代表人，岑建兵、班文海。
被告韦盛贤，农民。
委托代理人，王文贵，望谟县打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。
原告岑建兵、班文海、王阿收、班文坤、班阿朋、甘阿古、班余军、甘明记、韦盛本、岑卜龙诉被告韦盛贤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6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，依法由助理审判员雷毅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岑建兵、班文海、王阿收、班文坤、班阿朋、甘阿古、班余军、甘明记、韦盛本、岑卜龙推荐的诉讼代表人岑建兵、班文海、被告韦盛贤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文贵均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诉称：2013年11月份，被告韦盛贤带十原告到广西全州县东山乡腊洞村基地干活，主要活路是砍草，十原告共计损失419天工，当时每人每天90元，具体损失如下：岑建兵31天半×90元=2835元；岑卜龙33天半×90元=3015元；班文海39天×90元=3510元；班阿朋68天×90元=6120元；甘明记32天×90元=2880元；甘阿古50天×90元=4590元；韦盛本10天×90元=900元；班文坤56天×90元=5040元；班余军32天×90元=2880元；王阿收68天×90元=6120元。以上损失共计37710元。被告拖欠十原告的工钱至今未给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，故诉至法院，请求判决：一、被告支付十原告民工劳务费合计37710元，判决生效后一次性付清；二、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其他费用。
被告韦盛贤辩称：原告诉称理由与事实不符，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：一、被告是接到广西凤山县安昌爱的电话说需要一帮民工砍草，故被告就带原告去了，做得三天后，被告因为家里有事就回家了。被告不是老板，也不是包工头，与原告同属民工，也是受害者，原告把被告列为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；二、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，全州县××保障监察大队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的时间是2014年1月6日，而原告的起诉之间是2016年4月15日，已超期3个多月，应依法驳回起诉。
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：
（1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，拟证实：原告基本身份信息和诉讼主体资格。经质证，被告韦盛贤表示无异议。
（2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工天和工钱条子，拟证实：被告尚欠原告工钱的事实。经质证，被告韦盛贤表示该条子确实是被告所写的，但数据是从老板安昌爱笔记本抄过来的。
被告为支持自己的辩解理由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：
（1）不予立案通知书，拟证实：老板安昌爱无钱付给韦盛贤等21位民工，同时证明安昌爱已经将3800元工钱支付给原告的事实。经质证，原告表示无异议。
经审理查明：2013年11月份，被告韦盛贤带领原告岑建兵、班文海、王阿收、班文坤、班阿朋、甘阿古、班余军、甘明记、韦盛本、岑卜龙到广西××自治区全州县给安昌爱做工，约定工资90.00元／天。被告韦盛贤带十原告到工地后，过了三天被告就因事回家。做工期间，原告岑建兵做了31.5天、岑卜龙做了33.5天、班文海做了40天、班阿朋做了68天、甘明记做了32天、甘阿古做了50天、韦盛本做了10天、班文坤做了56天、班余军做了32天、王阿收做了68天。后由于安昌爱没有支付工钱，被告韦盛贤等21人到全州县××保障监察大队投诉，该队于2014年1月6日以韦盛贤等人与安昌爱之间是劳务关系而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
上述事实，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、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工天和工钱条子、不予立案通知书、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证实。
本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七十六条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，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，其主张不予支持。本案中，原告称被告韦盛贤应支付其工钱，但是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、被告之间存在劳务或者劳动关系。庭审中，原告称被告是带他们去广西做工，又有广西××自治区全州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《不予立案通知书》能证明被告韦盛贤是帮安昌爱招工人，而不是被告雇请原告为其做工。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民工劳务费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、证据不足，本院不予支持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二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二条、第七十六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驳回原告原告岑建兵、班文海、王阿收、班文坤、班阿朋、甘阿古、班余军、甘明记、韦盛本、岑卜龙的诉讼请求。
案件受理费742.80元，减半收取371.40元，予以免交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。
助理审判员 雷 毅
二〇一六年七月六日
书 记 员 龙祖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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