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毕节市公安局。住所地：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桂花路。
法定代表人周全富，局长。
原审原告刘兴玉不服被告毕节市公安局行政管理纠纷一案，已由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(2015)黔方行初字第77号行政裁定。原告刘兴玉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审裁定认定，原告刘兴玉因2012年9月30日通过互联网散布上访材料，恶意攻击党政部门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，并多次转载。2012年10月17日，毕节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了毕市教字（2012）第201号《劳动教养决定书》，对刘兴玉劳教的期限为2012年10月6日起至2013年10月5日止。2013年8月19日，劳教所发给原告《解除劳动教养证明书》，2013年8月20日，原告恢复人身自由。2013年12月28日，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》，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废止。
原审裁定认为，对原告刘兴玉作出《劳动教养决定书》的主体是原贵州省毕节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，毕节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并不隶属于毕节市公安局。根据1979年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》规定：“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，由民政、公安、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，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的工作；劳动教养收容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。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》第四条规定：“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，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，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，负责处理日常工作。公安机关设置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机构，负责组织实施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、教育和改造工作。”劳动教养场所，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，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机关，是改造人，造就人的特殊学校，也是特殊事业单位。可见当地政府是成立毕节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机构。劳动教养决定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，而公安机关只是负责实施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、教育和改造工作而不能作出劳动教养决定。在行政诉讼中，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为被告，而不是该行政行为的执行者。另外，原告被劳教是在贵州省女子劳动教养管理所，而非在毕节市区域内劳动教养。2013年12月28日，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》，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废止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正式撤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，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。现毕节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已撤销，毕节市公安局并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，故原告所列被告错误。原审法院已向原告释明，原告坚持以毕节市公安局为被告。据此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三条的第一款第（三）项和第二款的规定，裁定驳回原告刘兴玉的起诉。案件受理费50元，全额退回原告刘兴玉。
一审裁定送达后，原告刘兴玉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诉，请求撤销一审裁定，依法改判。主要理由为：1、一审裁定对于“被告没有列对”的事实认定不清，理由不足。2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取消后，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职能部门一直没有明确，一审裁定中对于变更的裁判主体没有明确，不能认定上诉人是拒绝变更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。3、法官行使释明权时，应当明确告知上诉人“该告”的是谁。4、上诉人的上访和网上投诉的事实真实且没有违反任何法律，一审裁定无法服众。
被上诉人毕节市公安局在二审中未作答辩。
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。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。”和第六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，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。”上诉人所诉的毕市教字（2012）第201号《劳动教养决定书》系毕节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，劳动教养的相关制度被废止后，毕节市公安局并未行使劳动教养的职权，故毕节市公安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。一审法院已向上诉人释明，上诉人坚持将毕节市公安局列为被告。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审 判 长 杨静梅
审 判 员 沈 燕
代理审判员 郭少华
二○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
书 记 员 何 英
"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