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审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令狐荣琴。
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：令狐荣芳。
被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被上诉人）：王林。
一审第三人：令狐荣飞（又名令狐荣刚）。
一审第三人：贵州省桐梓县楚米镇元田村村民委员会。
法定代表人：陈衍铁，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。
再审申请人杨修学、令狐荣琴因与被申请人令狐荣芳、王林及一审第三人贵州省桐梓县楚米镇元田村村民委员会、令狐荣飞
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，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(2014)遵市法环民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申请再审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杨修学、令狐荣琴申请再审称：一、原审查明的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，理由如下：1、本案诉争的土地是1980年土地下户时，杨修学一家以令狐世光（原杨修学丈夫，1983年去世）为户主承包的四人的土地，1998年继续承包。杨修学一家因令狐世光去世陷入贫困，1989年杨修学改嫁到现居住地，令狐荣琴、令狐荣飞仍在原居住地居住，1995年杨修学才将其接到江苏生活。因令狐荣芳的父亲、王林的岳父与令狐世光是同胞兄弟，所以诉争的土地就由令狐荣芳、王林分别耕种管理，且杨修学为了让游手好闲的令狐荣飞安定在杨修学身边，便授权令狐荣飞将房产出售给令狐荣芳、王林，双方签订的《卖房文约》详细的记载了卖房及授权卖房的过程。2、杨修学一直在外生活，诉争土地仅是交给令狐荣芳、王林耕种管理，杨修学只授权令狐荣飞卖房，有卖房文约佐证，在卖房文约中未提到土地的事。杨修学对土地的现状在2012年回乡访亲时才知道，一审判决中认定已经履行完毕近十年未提出异议存在错误。3、令狐荣芳、王林坚称“卖房文约和土地转包协议是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、由同一人书写”，但卖房文约和土地转包协议的笔迹完全不同，在卖房文约中有多名在场人签字，而转包协议上却没有，因此该份转包协议三性存在问题。一审中，杨修学向法院申请鉴定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，遭到拒绝。4、一审法院认定令狐荣芳、王林有理由相信令狐荣光转包土地也得到了授权，与事实不符，《卖房文约》中记载“立约卖房人令狐荣刚（代理母亲杨修学，因母亲在江苏，由村民组长李小龙与母亲电话，同意由立约人出售该房）”，由此说明令狐荣刚得到授权的经过，根本没有提及土地的事，如令狐荣芳、王林有理由相信令狐荣飞有权代理，为何要通过电话联系杨修学，征得杨修学的同意，因此，这是相互矛盾的。5、本案中，签订协议的在场人没有在场，杨修学曾多次请求在场人出庭作证，证人不同意出庭作证；第三人桐梓县楚米镇元田村村民委员会也没有出庭参加诉讼，无法查清当时备案登记的情况。6、一审中，杨修学、令狐荣琴认为《土地转包协议》第五、六条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关于承包期限、收益权利的强制性规定，该协议条款内容违法，应认定为无效，一审法院未作任何的说理释明。
二、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，程序违法，理由如下：1、二审法院仅进行了书面审查，仍认为令狐荣飞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欠缺证据佐证。2、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，特别说明了杨修学、令狐荣琴、令狐荣飞未到庭参加诉讼。杨修学、令狐荣琴认为，是否出庭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，法院不能据此带有偏见，作出偏向于令狐荣芳、王林的判决。3、杨修学虽在江苏生活，但没有改变其农民的性质，涉案土地的发包人也没有解除与杨修学、令狐荣琴的承包关系，杨修学、令狐荣琴具有主张使用、收益的权利。在杨修学离开期间，令狐荣芳、王林与他人和内部之间曾多次发生纠纷，如涉案土地如签订的协议一样，就不会发生争夺土地的纠纷。综上，杨修学、令狐荣琴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二项、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。
本院认为：第三人令狐荣飞（杨修学的儿子）在得到杨修学的授权后，与令狐荣芳、王林签订《卖房文约》。令狐荣飞认可在签订《卖房文约》后的当天在《土地转包协议》上签字确认，令狐荣芳、王林有理由相信，令狐荣飞在得到杨修学授权签订《卖房文约》后，有权处理土地转包的事宜，该《土地转包协议》有第三人桐梓县楚米镇元田村村民委员会的盖章并经备案。令狐荣芳、王林与令狐荣飞签订的《土地转包协议》是双方的真是意思表示，协议明确约定土地征收补偿由令狐荣芳、王林享有，杨修学、令狐荣琴认为该协议条款的内容违法，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和未明确该协议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无效的情形，故该协议合法有效。
综上，杨修学、令狐荣琴的再审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条第二项、第六项之规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驳回杨修学、令狐荣琴的再审申请。
审 判 长 王凌武
代理审判员 黄千柏
代理审判员 王 斌
二0一五年十月十九日
书 记 员 秦 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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